蜀汉政权与人才问题

蜀汉在与人才成长环境相关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均处于滞后状态,只囿于守成自保,谈不上发展图强,基本没有政治改革、教育改善、经济改革、军队改造、战略改变、选官制度改良等方面的措施。巴山蜀水之外的曹魏、东吴在翻腾变化,蜀汉却故步自封,蕞尔小国,不亡更有何待!蜀国的建立、存在、延续和灭亡,与历史上的其他朝代或政权包括同时代的曹魏和东吴大不相同,人才的盛衰因素尤为重要突出。蜀国政治、经济、军事既无优长又无创举,在与魏吴的关系、与境内民族的关系及各阶层的关系诸方面,着眼点首先考虑的是自保,没有人才成长的社会条件。显然蜀国人才盛时,尚能与魏吴成对峙之势,人才凋弊之时,蜀国则明显处于下风。

论蜀汉人才缺乏的原因

近些年来,三国用人政策的研究不断深入,许多问题已趋于定论。然而,对三国人才多寡的原因却众说纷纭,尤其是蜀国人才缺乏的原因,至今尚无定论。笔者将通过对主、客观条件的分析来说明蜀缺乏人才的原因。

其实,取得人才和使用人才既有相互关联的一面,又有不相关联的一面,三国时期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袁绍与刘表在用人上都很不得力,他们不但不能对占有的人才合理使用,反而使一些不善于迎合自己心意的人才遭到压抑甚至摧残。袁绍之杀田丰,逼反许故,刘表之囚韩篙就是明证.与此相反,刘备则以广纳贤才,思贤若渴而闻名。他自初起兵时就很敬重人才,用关羽、张飞“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与赵云“同床眠卧”。因此刘备在当时很得人心。他任平原相时,郡民刘平企图派刺客杀害他,刺客不但没有害他,反而将此事密告刘备,自己却不惜因此而逃离本地。刘备当时不仅在一般人心目中有威望,即在名士眼中亦有一定地位。孔融在被黄巾军围困在许昌时,曾派太史慈向刘备求救,刘备诧异地说:“孔北海(孔融当时为北海相)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后汉书·孔融列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备能礼贤下士,他通过三顾茅庐而得到诸葛亮,“然亮第一流人,(魏、吴)二国俱不能得,备独能得之,亦可见以诚待人之效矣。”而且,刘备又是个有雄心大志的人。曹操的谋臣程显很早就看出“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郭嘉也认为“备终不为人下”.曹操亦很欣赏刘备的才能,在一次和刘备的谈话中,他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袁绍字)之徒,不足数也。”(《三国志·蜀志·先主传》,以下凡引《三国志》,只注各国志名、传名)可见,刘备在重视人才上,在个人才具上都胜过袁绍、刘表,在当时亦有一定声望。尽管如此,刘备在入荆州之前,谋士也仅有孙乾、简雍等几个平庸之辈,武将亦仅关羽、张飞、赵云诸人而已。这种人才构成与袁绍和刘表是不能相比的,至于同曹操和孙氏(孙坚、孙策、孙权)父子比,则更是望尘莫及了.由此可见,取得人才和使用人才并不完全一致,蜀后来缺乏人才,追其历史的客观原因即在于此。

首先,家世门第对取得人才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东汉末,门阀制度虽未完全形成,但大族势力已根深蒂固,大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有相当强的实力。政治上出现累世公卿的局面;经济上“奴脾千群,徒附万计”;“田亩连于方国”(《后汉书·仲长统列传》)。这些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大族在社会上的影响,袁绍之所以能够取得众多人才与此是分不开的。袁绍是汝南大族,袁家“四世三公”,他的家世给他在社会上带来重大影响。由于袁氏当时“势倾天下”,这种势力使袁绍成为“宾客所归”的人物,许多杰出的谋士投至袁绍魔下。当时袁绍手下不仅聚集了田丰、沮授等重要谋士,而且,荀或、郭嘉等第一流人才亦都列于他的集团。虽然人才济济,然而袁绍在用人和个人才具上,却是个平庸之辈,不能与刘备相匹敌。郭嘉认为,袁绍“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汤杨阜说:“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终不能成大业。”荀或亦认为“绍终不能成大事。”(《魏志·荀或传神袁绍的才能如此低下。他手下的人才却那样多,有些人甚至至死也不肯背弃他,如田丰、沮授、审配等皆如此。这虽然与东汉末年牢固的封建君臣关系有关,但与袁绍的家世也不无关系。袁绍强盛的家世使当时逐渐强大起来的曹操也不得不对他有所忌惮。曹操在把汉献帝迎至许下后,自封为大将军,袁绍不服,他不得已“而以大将军让于绍呱。袁绍因其家世而发展成为强大的势力,震慑于其它军事实力集团,这就是众多人才归之于袁绍的重要的原因。

曹操虽然不是出身于门阀,但他的父亲曹篙是东汉大宦官曹腾养子,曹篙凭藉曹腾的权势,做到太尉的高官,也属于三公之列。曹操手下人才“不可胜数”,除用人政策好外,他的家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刘备虽说是“孝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但是到了东汉末年,他的家世已完全衰落下去。刘备从小丧父,家庭无以为资,仅靠“与母贩履织席为业”(《蜀志·先主传》)。他的家世根本不能与袁绍、曹操相提并论。因此,刘备纵“有英雄之姿,而无袁、曹之权藉,……望不隆,而士之归也寡’协。他的家世影响到他的声望,从而也就影响到他对人才的吸引。他的家世也影响到他在仕途上的进展。当时“二袁、曹操皆受命于灵帝之末,吕布、刘表亦拜爵王廷而出者,唯先主未受命也。”这也极大地限制了刘备势力的扩展。刘备虽然起事并不晚.却长期不得不寄人篱下,“因人以兴,始因公孙琐,继因陶谦……”,直到赤壁之战前,仍寄居于荆州刘表。袁绍因其家世而使众多人才流入自己集团,然而由于袁绍个人才能低下,使一些志士又背弃了他,可是当初那些人毕竟是因其家世投靠他的。设使袁绍任用田丰、沮授等人能象刘备任用诸葛亮那样言听计从,那么谁又肯背弃他呢?反之,刘备若有袁绍那样的家世,又怎能得不到人才呢?由此可见,蜀缺乏人才与刘备家世的寒微有极大关系。

其次,当时宗族集团势力的强大对取得人才也有很重要的关系。曹操和孙氏父子的起兵与他们势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的宗族。曹操的宗族子弟不但众多,而且大都是能征惯战之人,有些人完全可以担任一方重镇。曹操的从弟曹仁,聚集千余人随之起兵,从征袁术、吕布、张绣、袁绍,屡立战功。曹操曾感慨地称赞他说:“将军真天人也!”赤壁之战后,他长期驻守荆州,担当防务蜀将关羽的任务。他智勇双全,关羽围攻樊城,他进行了有效的防守。当关羽遭吴偷袭而败退时,他却不派兵追赶,以便使吴蜀自相残杀,增加吴蜀间的矛盾,这与旋即接到的曹操指令精神一致,可见他并非仅是一介武夫,论谋略应在关羽之上。曹操的从弟曹洪、同族子曹休、曹真都在曹操初起兵时相跟随,在曹操与各军事实力集团角逐中原过程中,都立有许多战功。夏侯氏与曹氏世代姻亲.夏侯渊即在曹操初起时,就随之南征北战,战功卓著,曹操攻打汉中后,曾留夏侯渊担当守卫汉中的任务。

孙氏父子也同曹操一样,从孙坚起兵到孙权割据江东,都有众多宗族子弟跟随。孙坚初起兵时,他的幼弟孙静即“纠合乡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为保漳”,至使“众咸附焉。”孙策领兵时,孙静又扶植孙策,为孙策奠定江东基业立了大功。孙贵是孙坚之侄,也跟随孙坚起兵,后来又跟随孙策,立有战功。其他孙氏宗族子弟亦多为吴的立国建有功劳。无怪陈寿说:“宗子维城,诗人所称,况此诸孙,或赞兴初基,或镇据边睡,克堪厥任,不泰其荣者乎!”(《吴志·宗室传》)孙氏的外戚为孙氏江山的奠定建功立业也堪称道。孙坚死后,孙策年仅十几岁,他投靠舅舅吴景,吴景帮助他召募人马,使孙氏军威得以重振。后来,吴景又同孙策一道征战于江东,为孙氏集团的割据江东立有不可磨灭的功劳。曹氏、孙氏宗族对曹操和孙坚父子所起的股肚作用,发展和壮大了两者的势力,这一点对于他们争夺人才亦产生重要作用。反之,刘备与他们相比则未免失之寡助。刘备不仅家世低微,而且缺乏宗亲,他自起兵就无宗室子弟跟随。东汉末年,由于军事实力集团的长期斗争,中原丧乱,社会极不安定,北方户籍陷于紊乱。前此的察举、征辟制已难以进行.为此,靠官方一方选拔人才的办法变为官、私互相选择,即由君择臣变为君臣互择。周瑜在同鲁肃的一次对话中援引东汉马援答光武帝刘秀的话时说:“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吴志·鲁肃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都寻求大而可靠的势力借以存身,以求得到庇护,而势力的发展和强大又主要依靠家世和宗族.曹操和孙氏父子都有众多有才能的家族子弟拱卫,这就是他们之所以取得大量人才的又一重要原因。而刘备却势单力孤,兵微将寡,尽管当时有些人承认他是当世英雄,谁又肯去投靠他呢?另外,刘备入蜀前,在用人上并没有失误之处,他不但能够三顾茅庐,而且把得到诸葛亮看作是犹鱼得水,这一点不用说袁绍,就是曹操和孙权也难以做到。可是人才终不肯投向刘备,这就证明了刘备得不到人才是由于缺乏宗族的支持,因而也就难以发展他的势力。

再次,地理位置在东汉末中原丧乱的历史条件下,对占有人才亦有特殊意义。在研究现代人才流向时.学者们认为地理环境对吸引人才有重要作用,古代也是如此。三国中曹魏的人才最多,无疑与他占据中原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当时北方固然长期陷入战乱状态,许多人才流向它方.但多数人仍留在北方,曹操以汝、颖地区人才为其集团的核心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当时荆州是个太平的处所,“境内无事”,所以“关西、充、豫学士归之者以千数。”可是初据荆州的刘表不但不善于用人,他的才具也很差。贾诩说他“不见事变,多疑无决,无能为也。”可见刘表据有一定人才,靠的是有利的地理位置。杜袭和繁钦的一段对话可以充分证实这一点,杜袭说:“吾所以与子俱来者,徒欲全身以待时耳,岂谓刘牧当为拨乱之主而规长者委身哉!”

东汉末年的乱世来说,最好的避难之地莫过于江东。鲁肃认为,“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可依此地“以观时变”。(《吴志·鲁肃传》)孙策也说:“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同上《孙讨逆传》)因此.众多北方人才流入江东。张昭、周瑜、鲁肃、诸葛谨、吕蒙等都是北方人,他们都在东汉末避乱于江东,后来皆成为孙昊的股脆之臣,为孙吴的立国及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地利这一点上,刘备同曹操、刘表及孙氏集团相比未免可怜。他从起兵到赤壁之战前,一直寄于他人篱下,先后依托于公孙攒、陶谦、曹操、袁绍和刘表,连一块立足之地都没有,他是在众军事实力集团的缝隙中游离而生存的。在东汉末丧乱之际,面临那种艰难困境的刘备,纵使他再会用人,而谁又肯去投靠他呢?赤壁之战后.荆州被魏、吴分割,荆州原有人才亦被瓜分,刘备只占据了荆州一部分土地和一部分人才。不久.刘备据有益州,益州地处偏远地区,在东汉末年.虽然经济、文化不算落后,但是由于距中原较远,所以相对来说人才要较中原地区少得多。而且,由于蜀道艰难,流亡入蜀的人也很少。荀攸即因“道绝不得至(蜀)”,而暂“驻荆州”(《魏志·荀攸传》),结果被曹操征用。许靖在孙策进入江东时亦曾“欲入益州”,而因“很有峻防.故官长吏,一不得入。”(((蜀志·许靖传》)后来不得不南下交趾。这说明益州原来就缺乏人才。刘备占领益州后,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三国的形成即是三国疆域的分定,疆域的分定又意味着人才的分定。然而,至刘备“分荆据益,曹氏之势已盛……蜀所得收罗以为己用者,江、湘、巴、蜀之士耳。楚之士轻,蜀之士躁,虽若费祎、蒋碗之誉动当时,而能如钟繇、杜畿、崔琰、陈群、高柔、贾逵、陈矫者,亡有也。”心蜀国人才的缺乏在其立国之初就已成定局,三国人才的多寡亦已成为既定事实。

以上是蜀人才缺乏并少于魏、吴二国的客观原因。本文强调蜀缺乏人才主要是由客观因素决定,但并不是说没有主观原因的作用,刘备与诸葛亮在用人上也确有失误之处,而且有较为严重的失误。首先,刘备在用人上有任人唯亲的倾向。关羽失荆州是人所共知的事,而失荆州的关键在于刘备用将非其才,关羽不堪当据守荆州的大任。第一,荆州处于同魏、吴交界地带,荆州守将身负军事、外交的双重任务。身为荆州守将的关羽,首要的任务是要搞好同吴的联盟关系,否则荆州将陷入被吴、魏南北夹攻的不利局面。关羽恰恰忽视了这一点,他在孙权派使臣求结姻亲时,不但加以拒绝,反而辱骂吴使臣,使吴蜀关系陷于紧张状态。后来孙权乘关羽围曹仁于樊城之际偷袭其后方,是不顾吴蜀联盟大局,应负孙刘失和的主要责任,但关羽也难辞其咎。第二,关羽心胸狭窄.身为荆州主帅,却与下属关系搞得很紧张,致使傅士仁、糜芳在吕蒙偷袭荆州时开城投降,拱手将荆州送给吴。第三,关羽自矜其勇,求功心切,对吴的进攻估计不足,因此轻易地被吕蒙、陆逊蒙蔽,失败后又无力挽回局面。由此可见,关羽为荆州守将是不合适的,刘备之所以把荆州重任交给关羽,就是因为他同关羽“恩若兄弟”,对其他人的信任远不如关羽。王夫之说:“关羽,可用之材也,失其可用而卒至于败亡,昭烈之骄之也,私之也,非将将之道也……先主之入蜀也,率武侯、张、赵以行,而留关羽守江陵,以羽之可信而有勇。夫与吴在离合之间,而恃笃信乎我以矜勇者,可使居二国之间乎?定孙刘之交者武侯也,有事于曹,而不得复开衅于吴。为先主计,莫如留武侯率云与飞以守江陵……然而终用羽者,以同起之恩私。”这个分析是中肯的。

刘封是刘备的养子,孟达进攻上庸时,刘备派他督孟达军,他欺凌孟达,逼得孟达投降了曹魏。刘淡亦因与刘备有宗族关系,刘备即“厚亲待之”,委以重任。刘淡自恃是刘备宗族,盛气凌人,与前军师魏延不和,言语虚诞。”(《蜀志·刘淡传}))

其次,刘备、诸葛亮在用将上也都有失误之处。黄权是很有谋略的人,刘备斩杀魏大将夏侯渊,占据汉中,“皆权本谋”。墟亭之战前.黄权认为“吴人捍战”,自己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主动要求“为先驱以尝寇”(《蜀志·黄权传》)。刘备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反而让黄权率军队驻扎在长江以北去防魏军。后来刘备败退,黄权退军无路,不得不投降曹魏。如果刘备当初能够听从黄权的意见,东征孙吴也许不会败得那样惨,黄权也不致降魏。蜀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首次北伐曹魏,因误用马傻为先锋而遭街亭之败。诸葛亮为严明法纪,以身作则,“自贬三等”。又杀罚马谡等数人以正军法。诸葛亮执法严明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没有误用马谡,就可避免街亭之败及那次人才上的损失。

再次,诸葛亮用人过于谨慎。杨颗曾规劝诸葛亮说:“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自明公为治,乃躬自校簿书,流汗竟日,不亦劳乎?”诸葛亮如此“鞠躬尽瘁”,固然由于蜀国缺乏人才,他本人也缺少得力助手,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事事都亲自去做仅不可能,事实上又势必减少了作为垂相处理国家大事的时间。只有放手使用人才,才能使下属真正得到锻炼,便于培养和发现人才。诸葛亮的工作作风固然可贵,然而也反映出他用人过于谨慎和对下属不够信任。这对培养人才无异是不利的。

刘备、诸葛亮用人的失误是蜀国的缺乏人才的主观原因,用人失误不能不使蜀国人才受到一定损失。总之,蜀国缺乏人才是由主、客观两方面原因构成的。客观原因造成蜀国人才严重不足;主观原因使蜀国人才在现有情况下更加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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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政权用人政策的失误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蜀汉政权的用人政策也不例外。对蜀汉政权用人政策成功的肯定并不表示蜀汉政权在用人政策上就没有失误。蜀汉政权用人政策中任人唯亲、才非所用、未尽其才的现象层出不穷,后备力量的培养不足,这些都使蜀汉政权有限的人才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也造成关羽被杀、魏延被戮等事变的发生,更进一步削弱了蜀汉政权的实力,对蜀汉政权的衰亡起了重要的影响。

一蜀汉政权用人政策失误的具体表现

(一)对荆州集团用人政策失误的表现此处荆州集团指早期追随刘备创业之将领及刘备在荆州依附刘表时招揽的人才。对荆州集团用人政策失误的表现主要集中体现在关羽、赵云、魏延三人身上。

关羽,“字云长,河东解人,亡命奔涿郡”。[1](卷三十六《关羽传》)刘备在涿郡招纳豪杰时,关羽与张飞一同投靠,成为刘备的左右臂膀,与刘备“恩若兄弟”,[1](卷三十六《关羽传》)情同手足。在刘备创建功业的过程中,关羽一直追随左右,立下了汗马功劳。关羽为人忠义,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东征刘备,关羽为其所擒。关羽日夜思念刘备,不贪恋高官厚爵,“斩颜良以谢曹操不杀之恩,封金印不忘兄弟之情”,终于得以重新跟随刘备驰骋疆场。由于关羽功绩卓著,而又忠心事主,所以刘备给他以很高的奖赏和待遇。赤壁大战后,刘备收取江南诸郡,封拜元勋,“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1](卷三十六《关羽传》)刘备率众将士西征益州时,任命关羽都督荆州事务,将自己当时唯一的根据地交付于关羽,表现了对关羽的信任。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刘备夺取益州称汉中王时又拜关羽为左将军,假节钺,更进一步授予了关羽在荆州的独断权利。然而,这一用人措施却是很大的失误,关羽最终为孙权所击杀及吴蜀夷陵之战皆由此而起,最终蜀汉丧失了荆州这一重要的基地。也使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提出的政治计划无法实现,使蜀汉发展受到很大的阻力。

在古代,地理形势是天然的防护武器。荆州之地位于东西南北要冲地带及长江的中游,因此素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顾祖禹有言“盖江陵之得失,南北之分合判焉,东西之强弱系焉,此有识者所必争也。”所以三国时期魏、蜀、吴三方均力争此地。曹操挟汉献帝迁都许昌后连年用兵荆州;蜀汉诸葛亮隆中计策就是要兼跨荆、益之地;孙吴更视荆州为防御外敌的天然屏障。三方中的任何一方占领荆州,实力将得到很大的增强,它的归属影响着历史步伐的节奏。赤壁之战后,吴、蜀两家分占荆州,对此孙权耿耿于怀。孙权一直认为荆州之地本属于吴,是刘备借去的,只是由于鲁肃、诸葛亮等人的维系,双方才未发生大的矛盾。因此对蜀汉政权来讲,荆州守将人选至关重要。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率军入益州时,诸葛亮、关羽、赵云、张飞等人皆留守荆州,荆州尚能维持较好的管理。建安十九年(214年),庞统中箭身亡,诸葛亮率张飞、赵云等入川助刘备围攻成都,仅留关羽镇守荆州。其原因主要是上文所述关羽与刘备的深厚感情及关羽追随刘备曾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关羽为人“刚而自矜”,[1](卷三十六《关羽传》评曰)关羽又“性颇自负,好陵人”、[1](卷五十四《吕蒙传》注引《江表传》)“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1](卷三十六《张飞传》)这样的性格使得关羽与荆州之地的士大夫集团无法很好的协作,也使关羽与刘备集团内部其他留驻荆州的将领麋芳、士仁等人不和。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率众攻击曹仁,斩庞德、擒于禁,“威震华夏”[1](卷三十六《关羽传》)之后,关羽更加骄傲起来,史载“关羽矜其骄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志骄意逸”。[1](卷五十八《陆逊传》)关羽一人留守荆州,本应当与孙权结好,共同抗击曹操,然而关羽却对孙权很不恭敬甚至是十分轻视。孙权派人为儿子“索羽女,羽辱骂其使,不许婚”,[1](卷三十六《关羽传》)引起孙权的勃然大怒。此后关羽又数次使用侮辱性的语言谩骂孙权。终于在建安二十四年当刘备在西线节节胜利、关羽得志时,孙权感到了不安。同年十二月,吕蒙偷袭关羽,关羽又未得到糜芳、士仁等支持,最终为孙权所擒杀。孙刘联盟遭到第一次重大打击,宣告破裂。孙权占据荆州,刘备失去了一块重要的根据地,使得诸葛亮隆中计策无法实施。如此严重的后果,固然关羽要负主要的责任,但也反映了刘备、诸葛亮用人政策上的严重失误。

早期跟随刘备的荆州集团成员中,又一明显的用人失误就是赵云,主要表现在对赵云未尽其能。“赵云字子龙,常山真定人也”。[1](卷三十六《赵云传》)赵云早期追随公孙瓒,后受公孙赞派遣随从刘备抗击袁绍,从此正式归属于刘备。作为刘备早期追随者之一和蜀汉政权开创者之一的赵云,并未发挥出他最大的才能,也未享受到他应有的待遇。赵云始终未能向关羽那样成为方面大员,同时其官爵也始终低于关羽、张飞等人。当刘备在成都称汉中王时,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分别被拜为前、右、左、后将军,并假节。而此时赵云仅为翊军将军,直到后主刘禅即位,赵云才晋升为镇东将军。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出兵祁山,命令赵云与邓芝率兵抗拒曹真。由于兵少敌强,两人失利于箕谷,军退后赵云被贬为镇军将军。建兴七年(229年)赵云死去,一代名将陨落。赵云的官爵如此之低,也未受到重用,是否因为其没有良好的才干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赵云作战勇猛且有谋略。刘备为曹操大军追赶于当阳“弃妻子南走”。[1](卷三十六《赵云传》)幸亏赵云身抱后主,保护甘夫人,才使他们得以幸免于难,“当阳之役,义贯金石”。[1](卷三十六《赵云传》注引《云别传》)曹操率军争夺汉中,追赵云至营,赵云入营令“大开门,偃旗息鼓”。曹操怀疑其中有埋伏,率军撤走。刘备次日至此,称赞赵云曰“子龙一身都为胆也”。[1](卷三十六《赵云传》注引《云别传》)此战显示了赵云在战场上良好的随机应变才干。箕谷之战,赵云由于兵弱敌强失败,但是能够聚众固守,没有造成大的失败,也是应当值得称赞的。其次,赵云在国家管理方面也向当政者提出了好的建议。刘备初定益州之时,“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赵云听到这个消息后,以霍去病“匈奴为灭、何以为家”的例子指出“益州人民,初罹兵戈,田宅即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1](卷三十六《赵云传》注引《云别传》)这条建议被采纳了。这件事反映了赵云对民心的重视,安抚了兵火之乱后益州的民心,巩固了刘备的统治基础。当刘备欲讨伐孙权时,赵云又深刻的向刘备指出首要的打击对象是曹操而非孙权,在当时的情形下应当继续保持与孙权的联盟关系。此建议展现了赵云对于时局的正确判断。此外赵云又与关羽、张飞一样对刘备忠心耿耿。赵云曾向刘备表示“终不背德”,而刘备也在别人报告赵云叛逃时敢于表示“子龙不弃我走也”。[1](卷三十六《赵云传》注引《云别传》)赵云“柔贤慈惠、执事有班”,这样一位才干优略的将领不能够很好的发挥才能,这不能不说是蜀汉政权用人政策上的一大失误,也是蜀汉政权的一个悲剧。

荆州集团之中对后进人才用人失误的典型当属魏延,对魏延任用的失误表现在未能发挥起作用,同时未能较好的处理魏延与其他将领的关系,以致其最终被冤杀。“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也”。[1](卷四十《魏延传》)他是“蜀中唯一的一员超群绝伦的上将”。[1](卷四十《魏延传》)魏延随从先主刘备入蜀,在攻涪江、成都等战役中数次立下战功。因此先主刘备提拔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1](卷四十《魏延传》)魏延在汉中太守任内,一直确保蜀汉边境无事,展现了他对蜀汉政权的巨大贡献。诸葛亮出兵伐魏,魏延多次跟从,并且“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1](卷四十《魏延传》)这条建议由于种种原因未被诸葛亮所采纳,但此建议在当时的情形下也不失为一条好的建议。清代王夫之有言“魏延请从子午谷直捣长安,正兵也”。魏延是一名“善养士卒,勇猛过人”[1](卷四十《魏延传》)的将领,也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但是魏延性格上也存在着“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1](卷四十《魏延传》)的缺点。此外,魏延又是“冀时论必当以代亮”,[1](卷四十《魏延传》)享有崇高威望的一名将领。这两点因素使其受到杨仪、蒋琬、费祎等人的妒忌,魏延与他们也无法很好的共处。因此在诸葛亮死后,魏延、杨仪火并时,费祎投向杨仪;蒋琬也向后主表示“保仪疑延”,并率宿卫主营“赴难北行”,支持杨仪。最终,魏延在军队溃散的情形下,“独与其子数人逃亡”的过程中被斩杀。蜀汉政权在后期势弱的情势之下由于内讧又失去了一员支柱,令人痛心。

(二)对益州集团用人政策的失误的表现此处益州集团是指刘备所招纳的原刘璋治下益州地区的文臣、将领。对益州集团用人失误主要体现在法正身上。

对法正的用人失误在于过分看重其功绩而对其非法之事不加惩处。“法正字孝直,扶风人也”。[1](卷三十七《法正传》)法正于建安初年与同郡孟达等人入蜀依靠刘璋,但是法正得不到刘璋的重用。后法正投靠先主刘备,为刘备攻下益州出谋划策立下汗马功劳。应当说对法正的任用是正确的,但是对法正所犯错误不进行批评、处理反而袒护、纵容则是很大的失误。法正在刘备攻下成都之后被任命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拥有很大的权利。他对外管理都畿事务,对内作为刘备的谋士。法正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1](卷三十七《法正传》)对法正这样行事,引起了益州当地人士的不满。有人向诸葛亮讲到:“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1](卷三十七《法正传》)诸葛亮却以“法孝直为之(刘备)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1](卷三十七《法正传》)为由搪塞众人。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分是非的和稀泥”[3](p146)的行为,是“失政刑”[1](卷三十七《法正传》注引孙盛曰)的具体表现。这种做法将导致“刑纵于宠”、政毁礼乱、亡家害国的危险。被誉为“惟贤是举”的诸葛亮竟然如此行事,正体现了蜀汉政权当政者用人政策的重大失误,也预示着蜀汉政权的衰微。

(三)对后备人才培养的失误蜀汉政权在用人政策上的失误除了上文所举典型个案以外,最主要表现在对后备人才培养上。蜀汉政权没有做好后备人才的培养工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蜀汉政权缺乏良好的机制能够较好的选拔更多优秀的后起将领。长期以来,跟随刘备建立蜀汉政权的一直是刘备早期的追随者。这些人在蜀汉政权建立后年龄已经偏大,且多有死亡。在拥有荆州之后,由于刘备集团与原刘表集团之间相互不信任,因此未能更多更好的吸收荆州的优秀健儿。攻占益州之后,由于对益州人士不十分信任,加上战争频繁,因此未能找出更多的优秀将领。蜀汉后期一些有才华的将领如王平、马忠、李恢等人被发现较晚,从而使蜀汉政权出现人才匮乏、武将可用的局面。以致出现刘备亲率大军伐吴、诸葛亮“事无巨细”事事必揽的可悲局面。其次,对年轻将领任用有唯亲的现象。诸葛亮对蒋琬、费、姜维、等人十分赏识,这些人也就得以掌参国事、统领三军。诸葛亮对刘备临死之际称道“言过其实,不可大用”[1](卷三十九《马良传》)的马谡也是深加器异,导致街亭之败。这种“唯亲”的做法必然使蜀汉政权在后备人才培养上拘于一隅,不能够给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提供发挥作用的机会。

二蜀汉政权用人政策失误的原因

蜀汉政权用人政策有其优势之处,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失误。这种失误是如何产生的,其原因何在呢?

从客观角度分析:蜀汉政权是三国之中疆域最狭小、实力最弱小的一方。所谓“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1](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即指此。蜀汉政权最强盛时期不过地跨荆、益两州。后来由于荆州丢失,实际上蜀汉政权只占有益州一地。此外,刘备获得巩固的根据地的时间也要远远晚于曹操、孙权两人。连年的征战也使蜀汉政权的统治者无暇考虑后备人才的培养。这就使得蜀汉政权的统治者在人才的挑选上回旋余地较小,不如曹魏、孙吴。曹操所控制中原地区文化发达,多“奇谋之士”。荀纷病逝,我们能留下的深刻印象只剩下诸葛亮的“事无巨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已从主观角度分析:首先,蜀汉政权的统治者未能处理好与荆州、益州土著士人集团之间的关系。蜀汉政权的兴起过度依靠早期跟随刘备的人士,而忽视了所夺取的荆州、益州当地的土著士人集团的支持。早期,当刘备继承陶谦徐州牧时,就未能处理好于当地士人的关系,没能打下良好的根基,以致其两次得徐州,又两次失徐州,年近四十尚未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根据地。夺取荆州、益州之后,存在着同样的问题。结果是导致关羽受困而无人相救、益州之地频发叛乱。同时也减少了人才选择余地,使许多一流人才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其次,蜀汉政权统治者在用人政策上存在着任人唯亲的现象,从而造成将领不和的局面,也使许多政策、战役受到重要影响。刘备、诸葛亮、刘禅都有这样的缺陷。对关羽的任用是任人唯亲的一个典型。麋竺因为其妹为刘备夫人便“赏赐优宠,无与为比”、“拜为安汉将军,班在军师将军(诸葛亮)之右”。[1](卷三十八《麋竺传》)麋竺之弟麋芳因与关羽不和,叛迎孙权,导致关羽战败被杀,应当说是犯下糜天大罪。但是刘备对其竟然不加任何处罚,反而“崇待如初”,如此赏罚不公实在难称用人公允。诸葛亮所重用之人多为亲近之辈,任用马谡招致街亭之败;信任杨仪而使文武不和、魏延被怨杀。刘禅用人更是唯亲是举,信用黄皓、陈祗,使朝政日加混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权的用人政策。孙权用人也宽仁,但是却不像蜀汉政权统治者那样用人唯亲。孙权宗族子弟孙皎,战功卓著,但是因醉酒侮辱大将甘宁。此事为孙权所知,孙权亲自写信责备孙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使孙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主动与甘宁和好。

第三,蜀汉政权在用人政策上赏罚失当。马谡在街亭之战负有责任,但马谡为人“才器过人”却失于临机决斗。诸葛亮明知其有缺陷,却不听众人之意,将大任交给马谡,因此街亭之失,诸葛亮应付首要责任。战后追究责任,“杀一马谡已`裁之失中',况又滥杀李盛、连作黄袭乎”。但对于所亲近的蒋琬,诸葛亮为之亲自向刘备求情,并密奏后主道“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1](卷四十四《蒋琬传》)对李严、廖立等人诸葛亮“都借执法以废,终身禁锢,何亲至于彼而疏之于此呢?”

第四,蜀汉政权当政者未能很好的采纳臣下的建议。当关羽被杀、刘备欲伐吴之时,诸葛亮、赵云等人纷纷进谏,但却未被采纳。大臣孟光“博物识古,无书不览”。[1](卷四十二《孟光传》)他喜好指陈时事,“故执政重臣心不能悦,爵位不登”,[1](卷四十二《孟光传》)比他资历浅薄的人都位在其上。类似孟光的事例还有很多。对正确的意见不能虚心听取,势必使统治者不能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同时这样做也打击了人才的积极性。

第五,蜀汉政权当政者自身性格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诸葛亮的身上。诸葛亮一生谨小慎微、明察端方,这不能说是错误的。然而明察、端方者也容易因为明察、端方而被蒙蔽,诚所谓“明察则有短必见,端方则有瑕必不容”。[2](卷十《三国》)优秀的人才身上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短处。诸葛亮“一生惟谨慎”的作风,用人态度上过于求全的做法使得他对人才的任用不能够较好地做到公正、严明。他在用人上不拘一格“选贤任能”,提拔庞统、蒋琬、何祗等人于微贱之中,但是对于那些有个性和雄才大略的人却往往因其小而失大。魏延在几十年的南征北战中出生入死、治军严明、勇猛过人,为蜀汉政权立下汗马功劳。但由于他“不肯下人”又“性矜高”,诸葛亮对其便不十分放心始终只是用其人而不信其人。刘封有“武艺”、“气力过人”,应当是一名很好的将领。但诸葛亮对刘封的“刚猛难制”感到忧虑,害怕“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就借上庸失败事件力劝刘备将其剪除。诸葛亮在人才任用上不仅求全,而且管得太细太死,“事必躬亲”,不利于人才的成长、培养,“虽有英才之士,然摧其生气以即于瓦合,尚奚恃哉矣?”[2](卷十《三国》)反观曹操、孙权用人则“大用者不务细行”、“各因其器”,知人善任,能观其短,亦会用其长。因此,曹魏、孙吴阵营中文臣、武将辈出,开创了较大的局面。

三蜀汉政权用人政策失误的影响、教训

第一,蜀汉政权用人政策失误使蜀国人才匮乏,缺少长期对抗的内在力量。三国时期,蜀汉政权是其中最为弱小的一个国家。在“天时、地利”并不占据的条件下,要想巩固政权的统治、谋取更好发展、从而实现长久对抗,就必须在“人和”上做文章,也就是要在人才的运用上占据上风。但是通过对用人政策的考察,我们能够发现在这一点上蜀汉政权并没有做好。赵云、马超等武将不能够发挥自己最大的才能、王平等后起力量被发现过晚以及对益州集团人才的排斥运用使蜀汉政权在本身人才挑选余地较小基础上又自我限制了人才的选拔,从而使蜀汉政权人才匮乏,无法形成文臣、武将辈出的局面结果。此外由于诸葛亮自身性格影响,蜀汉政权所选选用的大小官员中谨小慎微者居多,就是蒋琬、费等人也是循规有余而才气不足,缺少进取精神。同魏、吴两国相比,蜀汉政权的人才太少且缺乏连续性,加之他们缺少进取精神,从而使蜀汉政权失去抗争中唯一可以依靠的人才基础,无法进行长期对抗。

第二,蜀汉政权不仅人才相对匮乏,而且由于用人不当或者不能够采纳正确的意见,许多战略无法得到实施,影响蜀汉政权长期发展。对于关羽的错误使用,蜀汉政权丢掉了荆州,隆中路线无法得以实现;关羽死后,刘备对赵云等人关于“伐吴”进谏的不加采纳,招致夷之战失败,一度影响蜀、吴关系,巨大损失也消耗了蜀汉国力,以致追悔莫及;北伐战争中不采纳魏延的奇计以及对马谡的错误使用导致许多时候功亏一篑。

第三,蜀汉政权用人政策失误使蜀汉政权内部相互之间不能很好团结,加速蜀汉政权的灭亡。蜀汉政权内部杨仪与魏延之间有着很深的矛盾,诸葛亮在世时虽然“不忍有所偏察”,但也没有能够很好的调和这两人的矛盾。诸葛亮死后,杨仪造谣魏延谋反,在蒋琬等人的支持下,残忍杀害了魏延。蜀汉政权后期唯一一位卓越的将领半世威名,毁于一旦,令人叹息。而杨仪本人回成都后,没有获得“尚书令”的官位,心怀怨恨,以言语发泄不满,又为费密报朝廷,于是“废仪为民,徙汉嘉郡”,后来又因诽谤朝廷被迫自杀。蒋琬、费祎先是纵容杨仪去除掉魏延,后又除掉杨仪。当此危机四伏之时,蜀汉政权内部自相残杀,导致元气大伤,国势每况愈下。而作为外来势力建立的蜀汉政权也不能完全代表益州土著士人的利益。对于益州集团人士使用上政策的失误,更增强了益州人士的离心力。在曹魏派邓艾、钟会征讨巴蜀时,政权内部以谯周为首的益州土著士人公开主张投降,分化了抵抗力量,蜀汉政权也随之灭亡。

蜀汉政权的用人政策长期以来为人所称道,也被认为是在三国鼎立中得以维持国运的一个重要保障。然而细查蜀汉政权的用人政策,能够发现许多严重的失误之处。由于主、客观多种原因造成的任人唯亲、赏罚失允、后备力量不足等现象均对蜀汉政权造成恶劣的破坏作用。对此刘备、诸葛亮等人应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由于上述诸多用人政策的失误,使蜀汉政权在三国鼎立过程中逐步丧失了抗衡的筹码,政治混乱、人心不稳、将帅失和,国家最先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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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盛衰与蜀国兴亡

三国时期的蜀国,自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入蜀至后主炎兴元年(263年)止,前后53年。三国之中,它国力最弱,地盘最小,人口最少,长期笼罩在亡国的危机之中,但它依然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最后亡国,亦实属难免。蜀国50年盛衰兴亡的历史,其因素固然多多,但不同时期人才的兴旺与匮乏不能不说是其重要原因。

一、蜀国早期人才的兴旺及其原因

东汉黄巾起义后,各地混乱,刘备乘势起兵,以战功任安喜尉,后领平原相。徐州牧陶谦病故前以刘备接本州刺史,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表其为镇东将军、封宜城亭侯,迁任豫州牧,为其事业的开端。刘备屡败屡兴,后与孙权联军在赤壁大胜曹操,为荆州牧,占有长江中游地区,有了事业的根基。十数年间他聚集了一大批人才,其作用直至蜀国中期建兴末年,即诸葛亮病故前后。

以《三国志·蜀书》入传人物的记载方式,据不完全统计,正传83人,其中附传14人,又另附3人,在刘备之前有2人(刘焉、刘璋父子),先、后主2人(刘备、刘禅),皇后4人,皇子3人,实际可表列的为86人,书中所附杨戏《季汉辅臣赞》人物表列32人,各传所附可表列19人,总计137人。从中可以看出以早期追随者为主,又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刘备到荆州之前籍贯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士,二是到荆州后的长江中游人士,其他是后期刘备进入益州、开创蜀汉时期所属的巴蜀人士。这三类人可以称作三个地区性集团,前两个集团人才比较集中,是刘备开创事业依靠的基本力量,例如诸葛亮(董厥、樊建)、关羽、张飞、马超(比他人略晚)、赵云、法正、许靖、麋竺、孙乾、简雍、伊籍等人可谓第一集团;第二集团则有黄忠、庞统、董和、刘巴、马良、魏延、陈震、陈祗、刘封、廖立、李严、杨仪、霍峻、王连、向朗等人。如若没有这些早期的人才,蜀汉政权是否可以建成,刘备称帝前后能否延续如此长的时间,确实不可想象。第三集团是后期人物,属于守成一类。从前两个集团看,是什么原因使蜀汉早期人才如此旺盛,就有必要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首先,东汉宦官专政引起的党锢之祸不仅使高中级士人仕途受到影响,而且殃及初级士人失去晋身之阶,所以一旦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他们便会投靠、聚集在某一位赖以达到自己目的的杰出人物周围,刘备正是如此。诸葛亮的身世虽然可以追溯到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但其父诸葛圭仅仅做到太山郡丞,所以诸葛亮只能随叔叔诸葛玄依附荆州牧刘表,叔玄卒后,只能做一介农夫,“躬耕陇亩”[1](《诸葛亮传》),后得刘备三顾请贤,方成为一历史名人。法正为扶风眉(今陕西)人,建安初入蜀依附刘璋,“既不任用”,“志意不得”[1](《法正传》),因而劝刘备入蜀取代刘璋,使刘备有了真正的立足之地。许靖在仕途上原本“不得齿叙,以马磨自给”[1](《许靖传》),后在董卓专权时才为御史中丞,不久四处逃难,至边远的交趾,为刘璋招请入蜀,璋败,归于刘备。麋竺是个商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巨亿”,于建安元年便“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入蜀后“赏赐优庞,无与为比”[1](《麋竺传》)。孙乾、简雍、伊籍均无身世记载,社会地位不会太高。其余董厥、樊建是附从诸葛亮,关羽、张飞、马超、赵云是武人,出身较普通。这是第一集团的基本情况。第二集团的人物身份大体相似。黄忠是武人,“先主南定诸郡,忠遂委质,随从入蜀”[1](《黄忠传》)。魏延亦是武人,“以部曲随先主入蜀”[1](《魏延传》)。庞统“少时朴钝,未有识者”,以郡功曹“随从入蜀”[1](《庞统传》)。其他人基本上是地方权贵豪族,刘备控制荆州及邻近地方时招揽而至,随后跟从入蜀。正是追求为官为宦和权势地位,使这些初级士族人士竭尽全力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并且立志效忠。除了刘封、廖立、李严、魏延、杨仪等廖廖数人曾有不满或一般的不轨行为之外,上述两个地区性集团中的人物都能为蜀汉政权的建立、巩固和维系起到促进作用,他们本人也成为颇有名望的历史人物。这一点不能不说是蜀国早期人才称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刘备在漫长的征战和创建政权过程中,战斗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网罗的人才来自五湖四海,能够充分突出取长补短的优势,文臣武将多数具备独挡一面的能力。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其言不虚;庞统被誉为“清雅有知人鉴”,司马徽称其为“南州士之冠冕”,后来果真显名;法正“著见成败,有奇画策算”,诸葛亮也“每奇(法)正智术”,多次为蜀确定谋略;陈寿用蒋济之言称许靖“大较廊庙器也”,“麋竺、孙乾、简雍、伊籍,比雍容风仪,见礼于世”,可谓一时之才士;董和、刘巴、马良、陈震、董允等人,陈寿称之为“皆蜀臣之良矣”。武将只取其部分评语便可见一斑:“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世为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马超“能因致穷致泰,不犹愈乎!黄忠、赵云强挚壮猛,并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欤?”①《三国志》所收蜀汉人物虽少,但大多为称赞之词,仔细分析,应该可信。《晋书·陈寿传》有一段话,曾引起后世史家争议:“或云丁仪、丁寓有盛名於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髟,计划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但是实际上,该传也承认“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忠之才”。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评价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迁、固,非妄誉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则云:“剪裁斟酌时,自有下笔不苟处,参订他书,而后知其中谨慎。”可见陈寿在记叙各种历史事件和人物时,不仅仅条理清晰,言简意赅,而且记事严谨,无夸大之言,或故弄玄虚。因此,据其记载作出蜀国早期人才称盛,并非言过其实。

再次,蜀国早期之所以人才称盛,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为时代所然和社会状况所以然。从东汉后期开始,作为两汉思想理论的经学已经悄然向玄学转化,陷入章句之学的儒家学说,与急剧变化的社会出现了不协调,统治阶级和整个社会都不得不对儒学进行深刻的反思。儒家所碰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治理乱世,忠、孝的观念已经不起太大作用,之乎者也敌不过刀枪箭镝,儒学大师绝无仅有,难成气候,无法支撑将倾之大厦。玄学便应运而兴,老庄道家学说取代了儒学。佛教此时又顺应混乱社会的需求,广为传播,进一步冲击儒学。这种背景之下,人才标准和选官制度发生巨大变化,原来的征辟察举早已名不符实,“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现象相当突出和普遍,法家学说因此受到重视。《三国志》卷十六记杜恕谈当时风气:“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曹操便前后四次颁《求贤令》,强调“惟才是举”。乱世出英雄,一生戎马倥偬打基础坐天下的领袖,用人的标准不会讲求出身是否显贵,首要是看实际才能和实践功绩,与刘邦的用人之道如出一辙。刘备真正认识到了这一点,并确实加以实践。

多次,当时的人才标准和选官方式正从基础于清谈、清议的征辟察举向九品中正制和后来的门阀世族制变化,各方面尚未完善,不成系统,正是下层士族和非士族出身者争取提升社会地位的大好时机,所以出现了明显的转折。刘备与曹操、孙权等当时纵横驰骋天下的英雄一样,深明此理,网罗了大量人才,成就了政权基业。时势造英雄,时势出人才,这实际上是与社会形势紧密相联的,也是蜀汉早期人才得以称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是刘备个人求才重能尊贤礼士的结果。《三国志·先主传》及注中对此多处提及:“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杰,年少争附之。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先主由是得用合徒众”。“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刘备领徐州牧时为吕布所败,依附曹操,“曹公厚遇之,以为豫州牧”,“从曹公还许,表先主为左将军,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随之与曹操为敌,南附刘表,“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入蜀之前,“备前见张松,后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纳,尽期殷勤之欢”。“先主入益州”,刘璋使其讨伐汉中张鲁,“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刘备随即击刘璋,“璋出降,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漾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诸如此类,难以尽书。刘备自己便说:“济大事者必以人为本。”史家习凿齿说得更具体:“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夫!”这种因素所起的作用,往往还比其他因素更突出更重要更得人心。

二、蜀国中期人才由盛转衰的变化

蜀国早期的人才可谓盛矣,但是他们几乎都是益州之外的人士,也即归属上述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两个地区集团,而在益州没有根基。这些人的籍贯相当分散,可说是五湖四海聚集的团体。入蜀之前,跟随刘备四处征战,几乎与家乡脱离了关系,失去了宗族、土地、财产、臣仆等优越条件,基本上是一介独身,入蜀靠的是自己的能力、才干以及上下左右的关系,所以他们特别注重身份地位。正是这种原因,造成蜀汉人才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形成规律性的结果,逐渐由盛转衰。其中原因很多,也较为复杂。

当初,刘备于建安十九年攻入成都,在益州确立了统治地位之后,其集团内各层次人士便开始考虑个人利益问题,但因刚刚立足,尚待稳定,“分成”举措暂未提及。至建安二十六年,“群下劝先主称尊号,先主未许”。诸葛亮对大家的内心想法是十分清楚的,若不以此笼络凝聚人心,给予相应的优渥,将不利于政权的稳定,因而用东汉耿纯劝世祖即帝位的话进奉刘备:“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并以此进一步明确提出:“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可见,在其他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以功任官封爵是他们遂愿的最好方式[1](诸葛亮传)。但是子孙可以袭继官爵,却不一定能够秉承先人的才智能力,因而也就无法保证人才继续称盛。

随从刘备征战外来居蜀者,难以在异乡即时积蓄起太多的土地、财产和庄户佃农,作为兴业的基础。诸葛亮在蜀国文武群臣中位高势显,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自己向后主申报的财产是:“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1](《诸葛亮传》)其他倚为左右的文武亦是如此,只在特定情况下才有一次性赏赐:“益州既平,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锦千疋,其余颁赐各有差。”此后不见有类似的大规模赏赐[1](《张飞传》)。关于不动产的大量赏赐或占有,几乎没有记载,偶而有此情况,也遭到激烈反对:“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赵)云驳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先主即从之。”[1](《云别传》)显然,当时这些人在蜀国难以成为强宗豪族,所以特别强调只有回到故乡本土才是可能的。基础根业不牢固,加上囿于当时的教育体制和选官制度,而且“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地促民少,人才自然难以相继。从后来门阀士族定型时益州著名者寥寥,亦可反证。

三、蜀国后期人才缺乏与守成之艰难

总体加以分类排比,蜀国的人才一般是个人事功比较突出,而鲜有群体出现。早期除了刘备本人,有统率能力的就只有诸葛亮,庞统、法正称誉虽高,并无促使西蜀腾跃式转折上升的创举,而且早逝,前者36岁,后者45岁,且皆在刘备之前。其他继承人无从谈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人才日渐凋零。武将在俗称“五虎上将”之后,已无可称道者,俚语因有“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传言。被诸葛亮称作“凉州上士”、寄予厚望作为接班人的姜维,其实并无杰出建树,屡次战败,甚至于段谷为魏将邓艾大破之后,“星散流离,死者甚众,众庶由是怨渎,而陇以西亦骚动不宁”。后多次为邓艾所败,“维本羁旅托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故自危惧”,屯田种麦以避。最终西蜀之亡,姜维难辞其责[1](《姜维传》)。蜀后继无人,也实所难免。益州于当时来说,只是中国西南一偏远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方面都无特别之处,即使有人才,相较发达地区的曹魏和东吴,亦大显逊色。

刘备之后,诸葛亮主持之下的蜀国,在用人之道上出现偏差,也是其原因之一。关羽失荆州战死,导致国家实力巨损,是此转折点。刘备为之大举伐吴,名义上是为关羽复仇,实质上事关益州是发展还是被局限的前景问题,势必要争夺荆州控制权。可惜出师之时张飞为部下所杀,刘备则于夷陵为东吴大败,病死白帝城。后主刘禅继承法位,昏愚暗惑,则由诸葛亮主政。但是“诸葛亮一生唯谨慎”,连年攻魏,六出祁山,以进为退,以攻为守,能保住以弱抗强,却于魏无大损伤。观不用魏延之策,使其率“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亮以为此县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其谋略之保守昭然。诸葛亮用人,观后人对其所托三人的评价便可洞悉,陈寿曰:“蒋琬方整有威慑,费祎宽济而博爱,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然犹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也。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裴松之曰:“蒋、费为相,克尊画一,未尝徇功妄动,有所亏丧,外却骆谷之师,内保宁缉之实,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何以过于此哉!”干宝曰:“姜维为蜀相,国亡主辱弗之死,而死于会之乱,惜哉!”概而言之:荆州得失影响甚大,诸葛亮谨慎以保作为不及,前后执政施策守成无功,姜维之用折损国力致亡,后主愚惑阉竖,终招巨祸。

同时,蜀汉在与人才成长环境相关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均处于滞后状态,只囿于守成自保,谈不上发展图强,基本没有政治改革、教育改善、经济改革、军队改造、战略改变、选官制度改良等方面的措施。巴山蜀水之外的曹魏、东吴在翻腾变化,蜀汉却故步自封,蕞尔小国,不亡更有何待!

蜀国的建立、存在、延续和灭亡,与历史上的其他朝代或政权包括同时代的曹魏和东吴大不相同,人才的盛衰因素尤为重要突出。蜀国政治、经济、军事既无优长又无创举,在与魏吴的关系、与境内民族的关系及各阶层的关系诸方面,着眼点首先考虑的是自保,没有人才成长的社会条件。显然蜀国人才盛时,尚能与魏吴成对峙之势,人才凋弊之时,蜀国则明显处于下风。

西蜀兴亡历史,除去次要因素不论,概而言之,兴则系于人才,亡亦关乎人才。此处有必要重复刘备的由衷之言:“济大事必以人为本!”历朝历代,应当说都是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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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魏、蜀、吴鼎立,蜀国国势弱小,却也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究其盛衰兴亡的全过程,因素固然复杂,但人才原因不可忽视。刘备得以入川建国,是早期人才兴盛的必然结果;中期人才由盛而衰,是其自身不可抗拒避免的痼疾使然;后期人才严重匮乏,不能进取,只能守成,终于难免亡国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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