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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帝仅仅在位六年 为何能开创出隆庆新政 被称为中兴之主?为何说比起强势的嘉靖帝 隆庆帝更适合大明王朝?

2020-01-09 18:16:37 来源:讲历史 责编:讲历史

明穆宗朱载坖是明朝第十二位皇帝,隆庆一朝,其间人才辈出,朱载坖用人不疑,使得隆庆一朝及万历初年的明朝国运中兴,社会较为稳定,经济发展,海内大治,史称此为隆庆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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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是明穆宗朱载垕的年号,朱载垕是明世宗朱厚熜的第三个儿子,嘉靖十八年被封为裕王。16岁时,因他的母亲杜康妃不受朱厚熜喜欢,自己又不是长子,所以就住到了宫外裕王府。在裕王府生活的13年里,虽然没有得到朱厚熜的宠爱,对朱载垕反而是一件好事。

他远离了朝廷纷争,深入了百姓底层,使得朱载垕能清楚地看到嘉靖朝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冷静地分析朝政存在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对嘉靖朝的奸臣专权,吏治腐败,民间疾苦有深刻的体验。这些认识对于朱载垕即位后的国家治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明史》对他这段时间的评价是:“端拱寡营,躬行俭约。”嘉靖帝去世后,朱载垕继承了皇位,在朱载垕六年的帝王时间里,他依靠众多贤臣,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力推行新政,一扫嘉靖后期的颓势,社会稳定,经济复苏,史称“隆庆新政”。

第一,朱载垕整顿吏治

朱载垕刚即位就立即纠正了嘉靖朝的弊政,为嘉靖朝因敢于直谏而获罪的大臣平反,释放并重用这些人,“存者召用,没者恤录”。其中一身正气的海瑞就被官复原职。同时,严厉惩治了备受世宗宠爱的方士王今、刘文斌等人,禁止斋醮等一切道教仪式,拆除跟道教仪式有关的一切题字或匾额,废止因道教而设的织造及采买。

朱载垕还着力强化了对官员的监督,扩大了监督范围,将王府的官员也纳入了监督之列。大力倡导廉政,奖廉罚贪,对敢于贪腐的官员一律下狱问罪,“赃多迹著者部院列其罪状,奏闻处治”。经过朱载垕的努力,在隆庆初年就一举扭转了腐败的吏治,营造了一个清明的政治环境。

第二,朱载垕大胆放权。

朱载垕执政的最大特点就是垂拱而治。他善良仁厚,特别信任和重用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凡属国家大事,均交朝堂诸大臣商议,即使大臣争得面红耳赤,朱载垕仍不发一言。

朱载垕六年的执政过程中,他只召见过两次阁臣,但也只是起到一个组织者的角色,不发表任何意见,以至于大臣们都觉察不到朱载垕的存在,甚至还要精心为他设计和安排一些盛大的活动,邀请他出席,为他树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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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朱载垕开放贸易。

隆庆元年,朱载垕宣布解除海禁,开放港口,允许私人进行海外贸易,将其合法化。设置了专门的贸易管理机构,规范私人海外贸易,收缴税赋。

这一系列的措施,史称“隆庆开关”。

这些做法不但遏制了民间非法走私的现象,还极大地增加了朝廷的税收。在朱载垕实施“隆庆开关”后近80年的时间里,明朝通过海外贸易得到的白银总数达到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

第四,朱载垕实行和平外交

隆庆四年,蒙古鞑靼部落首领俺答因内部权力争斗,其孙投奔明朝避祸。俺答屯兵明朝边境,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朱载垕听从张居正的建议,派出使者和俺答谈判,最终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制止了一场战争。俺答还主动提出纳贡并开通官方贸易,朱载垕答应了俺答的要求,并封俺答为顺义王。

第五,朱载垕强化边防

朱载垕重用谭纶、戚继光等人,封谭纶为蓟辽总督,负责修建了居庸关到山海关的3000多个防御台,加固了长城的工事,极大地强化了东北防线。同时,强化军队管理,严格训练士兵。在整个隆庆年间,北方边境安定,蒙古不敢来犯。

但朱载垕在位期间懒于朝政,纵情声色犬马,不但服用大量春药,还将后宫里各种物件都绘上美女。由于长期浸淫在成堆的女人里,朱载垕终于不堪折磨,一病不起,36岁就去世了。纵观朱载垕执政的六年,不能说他窝囊无能。他之所以能有“隆庆新政”,关键一点是他懂得识人用人,并大胆放权,将大臣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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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说比起强势的嘉靖,隆庆可能更适合大明王朝?

隆庆帝谥号“穆”。《逸周书·谥法解》说:“布德执义曰穆。”谥号“穆”的皇帝,一般都厉行节俭、宽厚仁义。隆庆在位六年,在国家大事上并不铺张,他既不大修宫室,也不浪费饮食。

明代文人何乔远的《名山藏》记载:隆庆即位前喜欢吃驴肠,但在得知每吃一次就要宰杀活驴一只后,他于心不忍,就不再吃驴肠。这是一条野史材料,但可见时人对隆庆帝的印象。这么一个皇帝,他被人诟病的无非是“好色”二字,和乃父相比,实在天差地别。

众所周知,隆庆的父亲嘉靖沉溺玄修,好修宫殿,单是嘉靖四十五年,他就派人修了真庆、乾光、紫宸等宫殿,使得国库雪上加霜。史载:隆庆即位时,明廷财政已近崩溃,太仓储备仅能维持三个月的开支。

嘉靖给隆庆留了一个烂摊子:财政危机、吏治腐败、南倭北虏、冗兵冗员,以及地方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户口流失。但也并非没有好消息。

第一:在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努力下,东南沿海的倭患暂时平定了;第二:严党被肃清,内阁形成了以徐阶为首,高拱、李春芳、郭朴、陈以勤等人协助的局面,后来张居正、赵贞吉、殷士詹等人先后入阁,保证了大明决策层的能力和素养。

第三:嘉靖时期基本没有宦官之祸,后宫、宗亲干政也极少,隆庆即位时,司礼监有李芳、陈洪等人牵制,不会构成对皇权的威胁。因此,隆庆接手时虽然局势不好,但他有很大的运作空间,这为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

隆庆在宫廷蛰伏数十年,为了这个时机,他等待了太久,所以刚一即位,他就停止了建造宫室、道教玄修,召还因言获罪的言官,抚恤冤死的臣僚,同时免除嘉靖四十三年以前的所有欠赋。

如果说这些只是皇帝即位的基本操作,那么隆庆开关和俺答封贡这两件事,足以证明隆庆和内阁的战略眼光。所谓隆庆开关,就是解除海禁。隆庆元年,原福建巡抚谭纶上疏,恳请朝廷开放海禁,准许百姓前往东西二洋经商贸易,这一建议经内阁票拟后报给了隆庆,隆庆欣然许可,旋即下达了“准贩东西二洋,朝廷允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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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明代自朱元璋时期开始的海禁局面发生了改变。时人记载:“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万之贾熙熙水国。分市东西路……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

但是,对隆庆开海的意义不宜过分夸大。它并不是完全放开沿海贸易,而只是开放了福建月港一口,且只允许漳州和泉州的商人进行贸易,朝廷依靠月港收取的税金很有限,网上有文章说隆庆开海缓解了明廷财政危机,缺乏足够有力的证据。

既然提到海禁,这里不妨多说几句。嘉靖年间实行海禁,但并非没有海上贸易。海禁限制了民间商业组织或个人出海贸易,却也因此导致了沿海走私的猖獗,尤其是广东、福建、浙江等地,走私贸易非常普遍。

同时,官方也会扶持自己的机构进行贸易,比如广东的牙行商帮,他们多是由朝廷或地方府衙委派商人(这些商人多是当地的豪强富户)开设,负责监督商人活动,垄断海上贸易,外国商人想和朝廷打交道,大抵都要通过这样的机构。

嘉靖到万历年间形成了广东三十六行行商,它们充当外国商人与国内商人之间的中介,依靠官方的支持,收取名为“牙钱”的佣金,这些佣金有的流入朝廷,有的被地方豪强中饱私囊。

隆庆开海虽然意义有限,但毕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与此同时,朝廷针对北边鞑靼也制定出了新的战略。史载:隆庆四年,北边蒙古鞑靼发生冲突,首领俺答之孙把汉那吉与祖父不合,向明代求降。

高拱判断这一契机是“数百年所无者”,他极力促成明代册封把汉那吉为三品官,赐红袍、金带等,再以礼送还这位俺答之孙,并封俺答为顺义王,促成和解。经此一事,蒙汉互市,“三陲晏然”,大明与鞑靼交界处“关城熄烽而安枕”。

开关和议和,缓解了困扰明廷十数年的南倭北虏问题。在北方,明廷借议和提振防务、加固长城,同时选调谭纶、俞大猷、王崇古、马芳等名将防御北境,确保没有大的战事。在南方,倭患看似由日本人造成,其实在倭寇当中,大部分是明朝百姓,他们因为海禁或者地方豪强的剥夺,流离失所,失去经济渠道,于是铤而走险,和日本倭寇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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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禁表面上在维护明代沿海安全,实则是一种懒政。隆庆开放沿海贸易后,不但刺激了东南的商业,对当地百姓也是利好,至少使得他们多了合法谋生的渠道。整个隆庆时期,东南沿海再没有大的倭患。

因为隆庆的信任,高拱主导的改革得以开启。高拱任首辅兼掌吏部后,认为“非大破格整顿,必不能易乱以为治”,就开始了自己的改革计划。除了解决南倭北虏问题,他还着重整顿吏治、优化执法人员。

例如在隆庆五年,他将当年所录取的第二、第三甲新科进士393人分拨各衙门,要求“讲求律例,习学政体,定以课程,时加考校,务期明晓法制,通达治理”,并以考核成绩作为选用的主要依据。

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的诸多举措,实际上都是隆庆革新的延续。高拱借鉴了嘉靖革新的经验,推行一条鞭法、整顿吏治、裁汰冗员、改革军事、开通海运、重新丈量田地,在他的治理下,明代政治有了明显好转。

张居正与他虽有政治上的斗争,但在治国理政上大体是认同他的。所以,明史学者韦庆远说:“高拱是有明一代最有魄力、最有识见、最敢于改革旧制,而又能妥慎制订符合实际需要新规制的吏部尚书。他所谋划和推行的新法,实为明代人事制度掀开新的一页。”

隆庆与高拱君臣之间通力协作,缔造了一个明代的小中兴。隆庆六年相比嘉靖末期,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财政都有明显改善。比财政收入增加更振奋人心的,是社会的吏治有所改善、商业继续繁荣,此外,由于隆庆帝清修少事、宽厚仁慈,士人们也不再需要像嘉靖末年那样提心吊胆了。

但是,隆庆朝的改革也存在问题,它没有在根本上改革宗藩制度。有明一代,宗藩制度不合理给明代财政造成了巨大负担。明太祖规定宗藩世代享受国家提供的禄米:“初,太祖大封宗藩,令世世皆食岁禄,不授职任事,亲亲之谊甚厚。”这在明初维护了皇室统治,但宗室成员的膨胀,使得朝廷分配给藩王的钱粮越来越多。

嘉靖八年,玉牒中记载的宗室人口达8203人,40年后达到28492人,比明初多了十倍。他们不纳税、不服役,吃喝用度都从财政中捞取,成为国家身上最大的寄生虫。

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上奏:“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廪。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诸府宗禄三百十二万石,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

直到隆庆五年,这个问题也没有改善,当时的礼部报告:“除宗女仪宾外,仅亲王郡王和各级将军中尉,岁支禄米共870万石有奇,约占全国各地存留粮总数的80%。”

当时有个礼部官员叫戚元佐,他看到了宗藩问题的严重性。戚元佐多次上疏,指出藩王过度,禄米难以为继,他恳请皇上“议限封爵、议继嗣、议主君、议冒费和议擅婚”,通过多种手段削减宗藩数量,隆庆帝认为他说得有道理,把折子转到礼部,礼部官员认为兹事体大,转给王室成员看,结果,“诸王反对,且格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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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号称无为,但在他这六年,明代改革走上快车道,政治上的气氛也相对较好。尽管后人常以“阁潮不断”诟病隆庆内阁,但实际上阁臣党争是明代有内阁以来的常规现象,即便是“天下翕然称治”的嘉靖改革初期,杨廷和、张璁、杨一清、桂萼、夏言等人也是多有党争,甚至闹出“大议礼”这样的事件。

首辅要揽权,要推动自己的主张,政治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与个人品德无关,主要在于制度设计和政治习惯,尤其是在明代这个阁臣地位与实际权力飘忽不定的局面下,阁臣要主政,既要获得皇帝许可,也不得不联合宦官、言官、武将中的领袖人物,其中贿赂、结盟、争斗随之而来。

关键在于:这些争斗是政见之争,还是私利之争,是为国家之公器,还是为一己之权力。例如:杨廷和与张璁有斗争,但他们大体上都是改革派,都渴望实现国家社稷的良性运转,所以虽然过程中有攻讦,但最终并未对社稷有大的伤害。

反之,严嵩、严世蕃上台后,成为满足嘉靖敛财、纵欲的工具,他们为了巩固自身地位,不惜罗织罪名,滥杀夏言、杨继盛、沈炼、王忬等人,其中不乏明廷内政、边防的能臣干将,这对国家的政治秩序就构成了很大的危害。

尤其是嘉靖末期,严党怂恿嘉靖杀害张经、王忬等将领,更是在不顾他们于社稷有功的前提下,仅仅为了朋党私欲而滥杀,这已经破坏了政治斗争的底线,造成了嘉靖末年党争激化、士人惶惶度日的局面。

相比之下,隆庆年间虽有阁潮,但斗争双方大体是因为政见不合、学派不和,在斗争中失势的阁臣,例如徐阶、李春芳、赵贞吉,也基本可以辞官归田,求得善终,中间虽有“胡应嘉案”这样的政治迫害,但整体风气已经比嘉靖末年好转许多。纵观隆庆时期,滥杀朝臣是少之又少的。

嘉靖朝的滥杀多出自严嵩担任内阁首辅期间,严嵩、严世蕃、赵文华等人在其中的作用,自是不可忽略,然而,我们也需要看到,早在严嵩主政之前,嘉靖就已经有过滥杀的先例,且存在一些例子,是严嵩等人并不想杀,但嘉靖自作主张,格杀勿论,例如嘉靖三十四年的商大节案。

据《正律、比附律与嘉靖后期判死朝臣》一文描述:“当年四月,边将商大节上疏,称自己无法在北京城防卫上与咸宁侯仇鸾配合,麾下并非精兵,却要承担守卫重责,仇鸾调动官军却不令大节知晓。

嘉靖帝斥责他‘推奸避难’,命下镇抚司。法司拟罪,‘比领兵官已承调遣不依期进兵策应因而失事军机律斩’,严嵩即上疏救助,称:‘大节固有罪, 但法司所拟比,似于所犯未合。盖原律谓‘临敌时不进兵策应,致设军机。’今本犯虽涉推避,盖非临阵失机之比。乞皇上少雾天威,赦其一死,姑发极边充戍。’嘉靖帝不允,商大节最终被斩。”

由此可见,即便放权给严嵩,严嵩的意志也并不和嘉靖完全重合,而当二者意见冲突时,严嵩不得不让步于嘉靖。严嵩是权臣,但他的权力是君主赐予的,他并不像霍光、曹操,可以笼罩在君主之上。嘉靖晚期的很多决策失误,看似是权臣误国,实则取决于嘉靖个人。

所以学者昭裢在《啸亭续录》中说:“世宗虽委信权奸,任意施为,然用人之柄,不至下移。恶杨升庵终身,介溪不能包庇。立斥赵文华,诛丁汝夔,皆出己意,非若宋理、度诸君,委靡不振。故严嵩惟知迎合上意,以盗国政,与刘放、朱异相似,终非秦桧、贾似道之可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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